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医卜相，皆方技”，医生并未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尊重。但晚清以降，医学却一步步被提升至与民族存亡、国家盛衰密切相关的“国家事业”这一崇高地位，民国时期，围绕中医存废问题曾多次发生席卷医学界、进而波及整个中国社会的大规模论争。医学之争渐次影响到文学领域，对中国近代文学的肇始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并深刻影响着中国现当代文学。

就该问题，许多学者曾从当时“唯科学”的社会氛围等角度进行过探讨，但对民族存亡危机之际国人的本能举措、该时期医学的被符号化，以及中国传统身体观的影响等问题认识似乎不足，因而影响了对该问题的全面而深入的认识。而且该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也是日本、韩国等东亚各国的共通现象，就此进行全面的研究，对于深入了解东亚各国近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政治进程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基于身体视角对医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审视

“拟人说”认为：“人类首先是将世界和社会构想为一个巨大的身体。以此出发，他们从身体的结构组成推衍出了世界、社会”(奥尼尔，1999：17)；同时由于社会关系被投射到人的身体结构层面，因此在“作为知识对象或者话语对象”以及“在具体实践和行为中被文化构成的”意义上，个体的身体“是由社会构成的”(康纳顿，2000：127)。尤其在中国，盘古死后身体化成世界的传说形成中国身体观的基础；原始思维的道教认为人身一小天地、天地一大人身，并将身体扩展到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精神世界，影响更为深远；现代身体理论更是将人的身体分为世界、社会、政治、消费和医学这五种身体。

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语言方面。“大部分涉及无生命的事物的表达方式都是用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用人的感觉和情欲的隐喻来形成的”(维柯，1989：200)，但“拟人说”更重要的作用则体现在比拟社会和政治方面。在西方，自奥古斯丁起就认为国民是按照共同的法律和利益所构成的“身体”。而在信奉“身国同构”(《黄帝内经》)的中国，“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国语·晋语八》)，“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高保衡，等，1996：序)思想深入人心。特别是在范仲淹“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一医学价值观、人生观的影响下，知识分子谈医论政蔚然成风。

由于影响深远，身体观成为人类观照万物与自身的基本思维方式，疾病隐喻也自然成为人们理解社会文化生活的基本意象，在西方有后文要介绍的“病夫(sick man)”说，在中国有“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聂夷中《咏田家》)等诗句，“病入膏肓”等成语、俗语更是深入我们的生活。

近代医学成立以来，医学与政治的关系更加密切：一方面医学“比其他科学更接近支撑着所有这些科学的人体学框架。由此也导致了它在各种具体生存形式中的威望”(福柯，2001：221)；另一方面，由于近代国家需要“确定医学的政治地位，建构国家层次的医学意识”，因而“医生的首要任务具有政治性”(福柯，2001：28，37)。还需引起重视的是，结核杆菌等病原体的发现以及科赫法则的确立，撼动了希波克拉底以来的传统医学，导致“十九世纪的医学更注重正常，而不是健康”。由于“人类科学是作为生命科学的延伸而出现”的，因此“当人们谈论群体或社会的生活、种族的生活、甚至心理生活时，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有机存在物的内部结构，而是医学上的正常与病态两级”(福柯，2001：39-40)。医学因此而上升为指代健康人类与社会的代名词，成为政府重要的政治控制手段，“通过身体的医学化，我们被社会化了”(奥尼尔,1999:123)。其结果是，“在家庭、国家、宗教和党派曾经存在过的地方，取而代之的将是医院和剧院——它们是下一阶段文化中的标准机构”(Rieff,1966：24-25)。因此，面临亡国危机、引进西方政治制度之际，正如“建立西医权威的关键在于出现一个追求现代性的中国国家”(雷祥麟，2003)所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首先引进其医学制度和知识并不奇怪，西医在社会上的权威地位与国家意志密不可分。

二、从身体理论看“东亚病夫”的政治术语性质

“作为一种智慧和评论的源泉”，人类身体“导致了那些大大小小的拟人论秩序的形成——正是这些秩序支撑着我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结构体系”，因此“对于人的身体的不可避免的兴趣将有助于我们解决人、自然以及社会机构之间那种复杂关系之中所存在的重大问题”(奥尼尔，1999:2)。在社会发展陷入困境或者面临重大问题时，一个重要的解决途径就是基于身体理论思考政治问题，找到一种象征性语言，营造出作为人们政治生命基本结构的“政治身体”，从而为战胜结构性的社会危机奠定基础。